浙江乡村“三化”兴三农

　　“小农经济”走进“大市场”

　　台州市天台县南屏乡下张村，一层叠一层的山地里，不少高山蔬菜还挂着果。去年，“天台大农场”茄子收购价6块钱一斤，山地亩均收入超过9000元。

　　统筹农产品质量、营销、保险，构建线上销售平台、打造线下物流园，经验丰富的农民转行传播农技……天台县以县域为单位打造“大农场”，激发了偏远乡村农业的比较优势、规模效应和品牌价值。

　　这些契合“市场规律”的运作方式，让曾经条块分割、自给自足、逐渐边缘化的“小农经济”，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兑换出更高的价值。

　　正是在市场中找到出路，“七山一水两分田”、欠缺自然禀赋的浙江农业，仍然壮大成为多年来强劲支撑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专家顾益康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农业就开启市场化改革，农业经营体制、产业结构调整等都坚持市场化导向，比如打破“以粮为纲”的束缚，“田地种什么，农民说了算，市场说了算”。

　　在专家看来，当前我国三农“市场红利”仍有巨大潜力：互联网、高速交通、现代物流等，前所未有地打破了偏远农村与消费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空间距离，由此激活了三农生态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等，市场空间和价值空间都空前提升。

　　“百万农企”吸纳“上班农民”

　　农历腊月十九，诸暨农民沈利新正忙着打包新鲜草莓，尽管还在原来的田地上耕作，但报酬方式有了变化。2016年，他把家里田地交给村里打包，统一流转给企业，自己则到这家企业上班，月薪超过4000元，比种田更实惠。

　　从收入结构看，2018年浙江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6898元，占比可支配收入六成以上。以在企业务工为主的非农劳动，是浙江农民的首要收入来源。

　　“上百万农民创业，带动数千万农民转产就业。”在顾益康看来，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包产到户改革，使农业集体化经营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家庭经营体制，浙江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由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农村工业化道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分化，一部分农民、农村先富起来，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浙江“农民企业家”。

　　而根植于农村、率先探索工业化路径的浙江民营经济，在当下仍然是驱动浙江农民增收致富的强劲动力。

　　近年来，浙江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试点多管齐下，农村土地流转加速推进，直接带动100亩—300亩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与工业交融，为小农户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其中部分成为“上班农民”。

　　如今站在更高起点，以创新创业为特征的浙江乡村企业，仍然向新型工业化链条的两端不断延伸，从生态农业到服务业，持续迸发新活力。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唐冬寿介绍，目前浙江“农创客”群体超过1700人，其中近九成是80后、90后，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56%，超过六成“先工作、再创业”。在促进农业三产融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这一群体正发挥“生力军”作用。

　　“城乡联动”造就“协调省份”

　　立足城乡谋三农。数十年城镇化进程中，浙江统筹城市与农村的发展要素互动、有机融合，支撑着地方农民收入加速、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036：1，比2017年缩小0.018。

　　从乡镇民营经济勃发开启的乡村“裂变”，到2003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驱动的乡村“蝶变”，再到当前城乡融合发展、各美其美的“聚变”，浙江农民增收越发离不开“城乡联动”。

　　随着东部发达地区逐步进入后工业化、后城市化时代和生态文明新时代，浙江城乡关系出现新变化，城乡经济社会、产城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等全面融合发展，乡村生态、人文优势凸显，吸引大量的城里人、年轻人到乡村旅游、投资、创业，资源要素进一步向乡村集聚，给农民带来更广阔的增收空间。

　　顾益康认为，立足城乡是生产共同体、消费共同体、投资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的新认识，探索推动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产制度、产权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等系列改革，促进人才、资本、技术、文化等要素自由流动、优化组合，是当前各地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