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看宁波

浙江在线6月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翁云骞 应磊）矛盾纠纷不易化解、安全防控压力加大、提供服务能力不足、治理机制尚不健全……处于转型期，面对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制度缺陷和现实难题，宁波通过统筹县乡、编制、条块等资源，着力构建起一套具有宁波特色的基层治理体制，探索出一系列乡村治理有效路径。

治理难在基层，基层经验尤为宝贵。宁波各级各部门积极探索创新，“村民说事”、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成为基层治理的全国样板，乡村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开创全国领先的试点经验。这些来自基层的鲜活经验经过总结、归纳，已成为宁波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利器”，并不断在制度架构和运行模式上走向完善。

宁波还不断加强乡村基层治理的顶层设计。去年，宁波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列入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的9大行动之一，将农村“领头雁”工程、“村民说事”制度、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列入25个重点项目。今年，宁波还将制订一系列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政策文件，全面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村民说事”谋善治

村干部、村民围坐一起，村里大事小情商量着办。十年来，这项发轫于象山的“村民说事”制度，逐渐成为宁波农村“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善治平台。

村级组织是服务群众的第一道关，这一关走不好，后续治理无从谈起。2009年年初，象山县西周镇杰下村一笔白溪水库引水工程补偿款引起了村民的疑问，村里流言四起。作为“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郑祖法眉头紧锁。

“村民说事”就是为了破解这次矛盾想出来的临时之策。杰下村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推进说事会”，干部将补偿款的每一笔去向用途摆在桌面上，当着村民的面一条一条说清楚。谣言止于公开，干群建立信任。

借助“村民说事”平台，百姓“面对面”、民意“零距离”，使村民敞开心扉、打开心门，也让干部竖起耳朵听取村民的好声音、征求村民的金点子，最大程度凝聚共识，最大范围集聚智慧，干群一起求出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最大同心圆”。

2017年开始，宁波全面推行“村民说事”制度。从“说事”到“办事”，从“盆景”到“风景”，来自基层鲜活的经验逐步通过建章立制，转化为“接地气”“惠民生”的长效机制。在余姚，“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挨家挨户的围墙上，红色的标语下面是每个党员的签字承诺。在慈溪，党员干部利用晚上时间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谈，化群众“小圆桌”为干部“办公桌”。

不仅如此，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牵引下，小到办理证件，大到办厂融资，都由村里的党员干部组成的“民事代办员”包办，宁波村民“不出村”就可以享受到“证照村里办、补贴村里领、信息村里询、矛盾村里调”的一站式便捷服务。

“小微权力”定规矩

由“管理”走向“治理”，基层干部的权力规范是前提。农村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如何界定？侵害农民利益的“苍蝇式”腐败怎么防？“小官巨贪”怎么避免？2014年，宁海给出自己的破题之举，在全国率先推行“小微权力”规范化运行，界定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权力，从源头上把农村基层权力关进“笼子”，本质上是为乡村治理“立了法”。

《宁海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三十六条》通过晒权力清单的方式，构建农村小微权力监督规范体系。清单规定很具体：村级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资产资源处置等19条村级公共权力事项；村民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审核、困难补助申请、土地征用款分配等17条便民服务事项，基本涵盖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行使村务权力的全部内容。

“36条”权力清单从宁海发源，如今，这项制度已在宁波全面推开。村里每一张发票都要签诚信承诺、买一两茶叶也要层层审核……这样的变化，发生在曾经治理几乎失效的余姚市梨洲街道明伟村。村党委负责人介绍，自从“小微权力”运行有了清单，基层工作有了指南，制度严了、矛盾少了、民心齐了，做事情也就顺了。

项目招投标管理、集体资产处置、村民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审核、困难补助申请……宁波市将涉及村级权力的条文进行整理，浓缩成简单易懂的“权力清单”，使村干部手中的权力首次有了明确的“边界”，方便村干部按照“路线图”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宁波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以往基层很多违纪问题、信访问题，就是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权力运用不规范、不公开所致，推进“小微权力”规范化建设就是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农民群众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经过几年探索发展，如今，宁波村务公开的内容越来越广，大到村里的发展规划、工程明细，小到村里公厕每月花费的水电费等，村民第一时间知晓，村里氛围好了，乡村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四个平台”串城乡

县乡断层、条块分割，这是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全国性难题。城镇化不断推进的当下，如何有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撤除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藩篱，把更多社会资源、服务力量沉到乡村去？

2014年，镇海区庄市街道在全省率先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服务联动体系，建成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功能性平台。此后，“四个平台”这种创新模式在浙江大地迅速推广开来。宁波领全省风气之先，2017年率先实现“四个平台”全市覆盖，宁波广大乡村由此纳入“四个平台一张网”基层治理体系，乡村治理有了高效抓手。

依托“四个平台”，宁波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无差别全科受理”向乡村延伸落地。宁波将乡镇及部门延伸到基层的工作按四个平台归类细分成34项，基本涵盖基层治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各区县（市）85%以上综合行政执法人员、98%以上新录用的市场监管公务员下沉至基层一线。

为实现“四个平台”高效运行，宁波还在全市154个乡镇（街道）统一设立综合信息指挥室，实行扁平化管理，统筹协调管理服务力量。26个部门的近2500多万条数据整合到市基层平台信息系统，为强化“基层治理四平台”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基层治理，“人”是关键。2018年，宁波重点推进全科网格建设规范提升工程。目前，全市共配备网格员5.5万余名，组建服务团队3万余支，服务成员15万余人。同时，宁波还着力加大网格资源整合力度，切实提升网格工作人员能力水平。平均每网格奖补经费已经接近5000元。

“四个平台”支撑下，目前，宁波基层治理服务事项办结率已达99.4%，90%以上的问题在村、镇两级解决。

产权改革强治理

乡村振兴的一大内涵是治理有效；而治理有效，又有赖于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为之提供坚实物质保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由此成为乡村治理的一条必然路径。

去年4月24日，象山鹤浦镇小百丈村村民王定龙领到了红彤彤的农村宅基地资格权人证。这也是我省第一本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不动产权登记证。证书背后，是象山县以产权制度改革探路乡村治理的崭新探索。就在当年4月，象山启动实施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工程，进一步推动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新出台的《关于推动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施意见》迅速成为盘活沉睡宅基地资产的政策利器。

不单单是象山，为适应城市化发展，宁波市从1993年起就探索将股份制引入近郊村经济合作社，解决村级集体发展和福利分配需要问题，目前共有2802个合作社完成了改革，基本实现村社股改全覆盖，共有419万人成为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1993年以来，全市股份经济合作社累计分红238.6亿元。

集体资产不光可以变作股权分红，还可以交易。宁波积极推进集体产权赋权活能，2014年以来，全市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交易的农村产权交易逾2000宗，累计交易额达17.3亿元，其中承包土地经营权交易数为345宗，交易金额为1.9亿元，集体经营性资产交易额达5.5亿元，大大提升了村集体资产的利用效能。2018年，全市村级集体总资产达970.2亿元，同比增长4.8%。

当前，宁波正以第三批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为契机，在巩固完善改革成果、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深化推行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探索股权权能改革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等5个方面大胆探索、总结经验，《关于全面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多个文件相继出台，宁波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迎来又一个春天。

文明乡风助振兴

基层治理，自治，法治，德治，缺一不可。如何统筹不同村落的资源，携手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3年前，以象山县、四明山区和慈溪市三地为样板，宁波创新推出全新载体——文明示范线。宁波市委宣传部联合各级涉农部门，通过把文化相近、生态相似、经济相融的村镇连接起来，串“点”成“线”，发挥集约效应，带动沿线农村环境面貌和文明水准整体提升。而今，各有特色的文明示范线已在四明大地遍地开花。“斑斓海岸”“溪上慈风”“商帮寻根”“五彩梁弄”……文明示范线成了宁波乡村通往文明、富裕和幸福的桥梁，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载体。

宁波还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加强乡村道德建设，深化“文明助推乡村振兴”三年专项行动，深入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推行乡风文明指数测评体系。目前，全市文明村镇比例达到75％以上，文明家庭达到45%，比例高居同等城市前列。

特色浓郁的“村规民约”，在东海之滨令乡风文明劲吹。“乡邻之间应和睦，遇事讲理莫争吵……”这是奉化区大堰镇湖边桥村的村规民约歌，7句话98个字，浅显易懂、朗朗上口，成了村干部和村民共同遵守的规范。该镇40个行政村，每个村都有套具有本村特色、导入基层法治精神的村规民约。

文化礼堂也成为文明乡风的“孵化器”。针对农村文化礼堂“使用频率不高”的问题，最近镇海对全区农村文化礼堂进行机制创新，推出以夜学、夜演、夜练、夜议等为主要内容的“礼堂夜市”活动。海曙区文明办在部门履职清单中增设“弘扬时代风尚”项目，瞄准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整合多方资源，在各村文化礼堂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